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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越来越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机制已经喊了几年，但有关这方面的改革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改革方案总是只有意向而无实际，收入分配也就继续着它的差距。　　最近又有了要将调节收入分配纳入议事日程的风声。据报道，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相关人士透露说，诸项改革可能于今年内陆续出台。　　从“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到“由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建设成果”，都涉及到一个核心字眼：钱。也就是由劳动换来的个人收入和由收入积累起来的个人财富。应该说，做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较容易，只要政策放开，社会蓄积的智慧与欲望马上就如火山喷发，胆子大脑瓜活的人先富起来也就是用几年就可以实现的目标。但接下来的“共享改革和建设成果”则要难以实现得多。“先富”只需政策放开，“共富”则需要一套严格完善的社会机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决心。贫富差距越大，这种调控的难度越大。　　中国现在就面临调控难度很大的现状。按照国际流行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计算，我国目前已突破了关乎社会稳定的贫富差距合理限度。　　从数据分析，具体表现一是收入分配增长与经济增长不相匹配，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与中国每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二是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看，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少数人口占有着多数资源和财富。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按照基尼系数，我国2006年即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高于国际认可的0.4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　　调控收入分配差距，重在务实。务实的主攻方向，首要的是控制高收入群体对社会财富占有率的扩大，其次是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面的扩大。从实践看，我们还缺乏控制高收入群体占有财富分配“大头儿”的有效手段，在平衡社会收入、平衡企业高管与员工收入水平方面，没有切实可行的政策调控能力。地方政府把所有心思用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上，把GDP的两位数增长当作唯一指标，他们没有调节收入分配的意识，因为这方面不能体现他们的政绩。所以，调控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央政府及职能部门，应起主导作用，而且应当把它当作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来办。　　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关系，让贫富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内，是一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它比单纯地促进GDP增长，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可是，对于社会而言，这个事才是政府最应当投入精力要办的事。只有收入分配合理，贫富差距保持适当，社会公平与正义才能得到最大体现，才能筑就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的最坚实的根基。...

　　4万亿元对民间投资是否产生“挤出效应”？　　10月27日，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公开表态，“不会。”而这一表态，也是回应8月份全国工商联出版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蓝皮书。　　该蓝皮书称，国际金融危机给民营经济带来的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随着行业垄断的逐步强化，4万亿投资正在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正反方共同担忧的是，如果民间投资不能充分启动，政策的带动效果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从8月份国务院出台的扶持中小企业6项措施，到9月份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29条”），再到10月份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贯穿其中的是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　　《华夏时报》记者获悉，国家发改委正会同相关部门抓紧出台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措施意见。　　10月30日，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准入领域、降低准入门槛的同时，应该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有所限制。　　激辩“国进民退”　　对于4万亿元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上述发改委人士不以为然。他表示，4万亿投资的领域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的，是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也是中央财政发挥结构调整主导作用的领域，对这些方面加大中央投资力度，既有利于稳定当前增长，也有利于优化投资结构，增强发展后劲，是“与民兴利”而不是“与民争利”。　　“这些领域要么是不赚钱，要么是赚钱慢，民企都不愿意投，所以不能说对民资挤出。”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　　相对而言，民营企业的弱势是有目共睹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在中国民营经济2009高端论坛上表示，多数民营企业处于价值链末端，受制于人，不能有发展的主动权，多数民营企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和能源消耗型企业，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暴露出了我们很多民营企业这方面的弊端，以至于倒闭停产。　　蓝皮书称，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少不是基于市场选择而是基于行政干预的“地方国企央企化”、“民营企业国有化”现象，这一现象构成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压。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更是认为，全国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已经出现“国进民退”现象。　　而发改委方面并不这样认为，上述负责人强调，从4万亿元投资计划执行效果看，政府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实际上引导和带动了民间投资增长。数据显示，前9个月城镇非国有投资增长29.5％，呈稳步回升态势，比年初回升9.2个百分点。此外，反映民间投资活跃度的房地产投资也持续回升，前9个月房地产投资增长17.7％，比年初大幅回升。　　国有资本准入限制　　黄孟复不赞同简单地对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中心，进行“合并同类项”的兼并重组。他认为，中共十五大已经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里面发展，在竞争性领域内应有序地退出，“如果出现反向的运动，我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　　蓝皮书指出，国家单方面增加投资的举措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撬动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目前，电力、电信、石化、金融等许多高利润行业开放程度远远不够，而教育、医疗、文化等产业还需打破体制性垄断，吸引民间投资。　　10月29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非明令禁止和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行业，比如军工，其他的都应该向民间资本开放。“非禁则入，有需则让。”比如铁路、电路、通讯、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引进民间资本不仅可以激活市场，还能极大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对此，张汉亚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以往经验看，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生产难度是非常大的。如石油开采、勘探和化工领域，投资量太大了，电信行业赚钱，但很难进，几家龙头也没有必要找合伙人，本身行业就已经过剩了。　　10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朱宏任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落实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反映一些领域准入难的问题，这方面从政策的提出和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的落实会有一个时间过程，但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我们在29条的贯彻落实中将不遗余力地确保能够得到执行。在29条贯彻落实中，把29条具体的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分解成了16个方面的任务，相关的部门正在积极准备把这16个任务落到实处。　　王忠明建议，在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准入领域、降低准入门槛的同时，应该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有所限制。反过来不应该完全限定民间资本的投入，要进一步放开，尽可能放开，要限定的恰恰是国有资本的准入。...

　　仿佛一夜之间，陈发树因为83亿巨额捐赠而被千夫所指。“做中国的比尔·盖茨”，还只是个说法就几被棒杀。　　论者精明地对陈发树进行了解剖。有人说：“违背常规商业逻辑之事总是让人猜疑，尤其在中国信用体系不彰的环境下。当正常的市场不得不假借国营、慈善充当保护伞时，慈善的纯度、企业的信用就值得怀疑。”有人说：“陈发树不将所谓83亿有价证券捐给独立第三方，表明这种捐赠更像一场炒作。”更有人表现出了出离的愤怒，要求把陈发树们的财富征掉：“原始的控股大股东的股票抛售是单方面的，向其征收资本利得税不会在股票交易市场上造成动荡，相反有利于减少他们的抛售行动……”官方主流媒体和有关部门也罕见地介入此事，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接受采访时四问陈发树：“是否有避税嫌疑？捐款基数是多少？能否捐给独立第三方？如何处理股票捐赠方式？”　　陈发树出师未捷名声死，反映出了一种奇怪的世故。在没有切实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怀疑陈发树的慈善初衷和商业逻辑，本身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逻辑，你非要说自己逻辑充分，那也是“疑罪从有”——那是业已失效的概念。而对于陈发树的捐款基数、捐款方向和股票捐赠方式的疑问，纯属问错了对象。陈发树只是个捐款者，不是捐款制度的制定者。退一步说，即使陈发树之举易令人生疑，他也通过基金会迅速做了修正。而这种被人认为前后矛盾的举动，未必是陈发树起初惺惺作态，后来不得已为之。说到底，根源在于规则。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现行慈善制度的缺失和落后，就是陈发树怀里那块玉。至于要求征收陈发树资本利得税的愤怒呐喊者，连基本是非观也忘了：做慈善总比不做好，做好事要加税，那叫惩善扬恶。所以发言前，得先搞清常识。　　陈发树的困境至少折射出两点：一是私权理念的模糊，二是中国慈善事业生态的不友好。陈发树要怎么花钱，或者处理股票，是他自己的事，他拥有完全的支配权。这是根本。对于人家的钱说三道四，视以全民财富，而监督、质疑、棒喝，是不尊重私权的表现。今天我们可以说陈发树这样的富人，明天同样可以说更大多数的穷人。实际上，无论穷富，均属私权。私权模糊还表现在以道德观诸别人的财富消费。即使陈发树抛售完全为自己私有的股票引发了市场动荡，其大股东责任怎么认定也与道德无关。更为怪异的是，陈发树成为“道德嫌疑人”，恰恰是因为他想做道德的事。现在普植于国人头脑中的一般经验是：只要你是做慈善，背后必有不可告人之秘密。这种习惯性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的是慈善事业的扭曲情境，因为被关注，这种扭曲被加诸陈发树身上。正常的激励机制是，即使陈的行为起初确有商业功利目的，但只要结果均符合慈善程序和惯例，他就应该得到肯定。陈发树被迫成为了堂·吉诃德——他不仅要辨析各种质疑——这是唐骏正在做的，他还得辨析慈善制度的雷区而避免再度掉入坑中。实际上，他的对手几乎无形并因此而强大。　　一般有心慈善的国内企业家都视比尔·盖茨为楷模，惊奇于他做慈善如微软一样如鱼得水。比尔·盖茨的成功慈善，与其说是他智力超群，不如说是美国慈善制度更加合理。美国关于慈善基金的法律规定，每年只需花出5％的钱，剩下的95％可以用来投资，使慈善本金不断放大，从而滚动增值，继续做慈善。这就是洛克菲勒等基金能持续百年的原因。而目前中国的规定是，基金会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不得低于当年收入（接受募捐、资本运营收入）的70％。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资产全捐出来，那当年花掉70％，这钱大约三年就花完。此外，除了股票红利，美国可以接受股票捐赠，所捐赠股票交与理财机构评估和打理，这样，可以避免市场动荡并能确切知道你所捐价格。确定捐赠价值之后，即使以后升值，也不再算到你所捐价格头上。正是一系列具体和符合市场经济特征的法规，培育了盖茨基金。　　中国目前慈善事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市场经济的身体，却是计划经济的心脏。这让很多有志慈善、久经市场磨练的企业家无所适从。现在，因为扩大内需的要求，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正被热议。调节国民收入分配，重点在于一、二次分配。但是，陈发树的堂吉·诃德故事告诉我们，三次分配也必须纳入决策视野。没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环境的慈善制度重新架构，陈发树们将继续感到做慈善的畏难。...

　　2010年度国家公务员招录报名已经截止，比去年大幅增加了40万人，146万人竞逐15646个职位，招录比创记录地达到93：1，让人叹为观止！在社会倡导淡化官本位的今天，这实在是绝妙的讽刺。　　媒体将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为“国考”真是太绝了。如果说高考是考秀才的话，那考公务员可比喻为考状元和举人了，在古代当了秀才只能算是文人，只有中了举才能为官，因此才有范进中举的故事。现在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上大学毕业后可能找工作都难，而考上了公务员那就是基本衣食无忧，可以用高工资、高福利、低淘汰率来概述这份美差。　　在146万应考者中，不乏以政治报国的人才，这些人当为国家栋梁；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少考生向往的是公务员优厚的“俸禄”、好听的名声以及轻松的工作，这些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功利取向大量充斥于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就可能埋下日后一些令人担心的根源。应考者无可责怪，但我们可以来算一下“国考”火爆背后的经济账本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　　公务员本来是公仆，照理是道德高尚者才愿意担当的社会责任，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有好事者给笔者算了一笔账。在普通人家庭开支中最大的是住房，而考上公务员，就可能获得一套廉价的住房（尽管说福利分房早已停止，但是公务员获得各种名目的廉价房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是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以现有的情况算，一套房子的净利润当在150万以上或更多，这还没有计算这些住房享有的物业、修缮、配套等一系列问题方面的便利和优惠，对于年薪12万以上的所谓民营高收入者，这可能是其节余收入20年的全部了。　　第二笔账是个人购车，在目前买一辆普通车实在算不得什么奢侈品，但是要长期使用，那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月入过万者尚且消费艰难，更甭说普通打工者；而如果你是公务员，就可以享受车贴，一些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的车贴甚至接近或超过了工资，不要小看了每月一两千，而且随着职位的上升还在不断增长，长期积累可不是小数，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要外出办事，那我们这些民营员工就不办事吗？显然这是不为人们重视的第二笔大账。　　第三笔账是工资以及福利，这是公务员最叫屈的，工资单上并不高呀，没错，但是工资是旱涝保收，民营有些工资高，但企业效益下滑马上降薪，短期甚至中期的失业更是家常便饭，社保也是时断时续，公积金数目更不敢与公务员相比，几十年下来相差就是几十万。至于其他的福利，这个补助那个补贴，民营员工更不能与公务员相比。　　这些是经济账，公务员的无形资产也是可观的，要不怎么现在公务员找对象也是一个重要的砝码呢！公务员的低淘汰率也是有目共睹的，只要你不犯严重的经济错误被绳之以法，你就会一步步高（002251）升，根本不会担心年龄大了没人要的问题，而这正是民营企业员工最大的隐忧。　　有了以上的经济账和社会账，你应该明白“国考”为什么这么火爆了。笔者倒没那么偏激，要求参加“国考”的人都不食人间烟火。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账本实际上参考者不少人是明了的，如果他们仅限于此也就罢了，怕的是这些人在此基础上还不知足，在进入公仆行列后却不思报效国家。在最近的重庆打黑行动中，一位信访办的处长，竟然一次为了区区的500元红包，就给黑社会势力充当保护伞，这实在是太下作了。这位处长在平时的工作中，不知道收了多少这样的小红包！当然，那些拿着人民俸禄的大贪们就更为可恶，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就更为巨大。　　笔者以为，要解决公务员的廉政问题，在我们的国体和国情下，高薪养廉决不可取，我们需要的是勤政为民的高尚者行政，如果我们的公仆待遇过于优厚，势必造成争相参加“国考”的局面，而这其中必然包含那些贪图利益的不纯正者，这些人进入公仆行列，势必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牟取私利，这样万不可取。　　要还社会正气，就要削平那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优厚俸禄，与社会平均水平靠近。让有志政治者为官，这样才能还“国考”以本来面目，廉正为官，社会才能进入更加良性的循环。...

　　“余秋雨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新闻在各种媒体迅速传播开来，因为余秋雨的名人效应，不少网站还做了专题。从网友跟帖来看，对余秋雨进行大加挞伐的文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余秋雨已经不是“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是“确实”侵吞了国有资产。秋雨先生在深秋之际迎来了一场瑟瑟秋风。　　事情源于徐家汇商城的上市。徐家汇商城的招股说明书中，大名鼎鼎的余秋雨所持股份占总股本的1.5％，约合518.6445万股。这1.5％的股份是余秋雨在2001年公司清理股权关系时，以241.22万元购得的，每股受让价格为2.9239元。当年是82.5万股，经过近8年的股本转增之后，成了现在的数额。徐家汇商城已经通过首发申请，按照13元左右的发行价计算，余秋雨所持股票价值将超过6000万；按照20元左右的市场价计算，余秋雨所持股票价值将超过1个亿。　　显然，余秋雨的高知名度和手中的股票价值，这两个要素的组合，刺激了很多人的神经。可是，这并不应该是问题的关键之处。道理很简单，无论余秋雨拥有多少股票，无论余秋雨手中的股票值多少钱，都不应该以余秋雨的知名度来作为判断其是否侵吞国有资产的标准。在资本市场上，我们首先应该把余秋雨作为一个投资者来看待。在中小板市场上，每只申请上市的股票中，几乎都有自然人出现，但至今也没有谁对这些自然人发出质疑。即使是徐家汇商城中，也远不止余秋雨这一个自然人。　　当然，这不是说没有质疑就一定不存在问题。但问题是，如果你对别人发出质疑，应该手中稍微有些证据，不能是凭空猜想。说句老实话，我虽然喜欢余秋雨的文章，但并不太喜欢这个人，他确实有些时候过分做秀了。可是，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利，你看不惯可以不看。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你看不惯也可以起劲骂他。但是，你想要打倒他，就不能只给他扣上大帽子，而是需要证据。就像陈水扁看上去就不是个好人，可是打倒他的不是民众的猜想，而是邱毅先生手中的铁证。所以，邱毅虽然无数次出来揭弊爆料，但几乎没有人质疑他，原因就是他手中的证据确凿。　　可是，我们的舆论现在总是“疑罪从有”。或许，由于转型中国的社会背景，很多“疑罪从有”的案例最终成为了现实，有些名人或富人从没事到有事，就是从缺少证据的质疑开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人们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不过，假若因此就全部以此办理，恐怕要冤枉不少人。而且，这不应该是看待个人的社会思维。新华都（002264）的陈发树捐了83亿元成立了中国最大的民间慈善基金会，最后得到的却是质疑大于褒奖，实在是让再想捐钱的富豪心有忌惮。　　在此，我无意为名人或富人进行什么辩论。因为我等是一介平民，名人或富人都没有给我半点好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应该以公平的精神看待他们。按照我的理解，假若我们还承认这是一个有规则可循的社会，假若我们还承认这是一个有法律尊严的社会，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所有公民的个人财富，只要没有被判定为违法，就应该是合法的，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换句话来讲，个人拥有的财富合法应该是秩序社会中的默认法则。就像我们每个人没进监狱之前，都应该被认为是守法的公民，而不是被认为是犯罪嫌疑分子。　　因此，我们不能急着给人扣帽子，即使余秋雨是不受很多人待见的公众人物，即使因此给他扣上帽子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既然我们期待这个社会应该成为一个法治社会，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法治规则行事，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因为余秋雨声名赫赫，我们可以质疑“为什么是余秋雨”，可以对其中是否存在行政权力、文化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勾兑存疑，但是因此就说“余秋雨涉嫌侵吞国有资产”显然有点过了，有点哗众取宠了。　　其实，如果从回应社会质疑的角度来看，如果从发展资本市场的长远角度来看，每个能够拿到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的自然人，甚至是相关公司，都应该给广大投资者一个清楚的说法。因为在此期间没有权力勾兑，才能更好地维护上市之后广大股东的利益，也才能保证资本市场上少些龌龊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着急的不是给谁扣上大帽子，而是应该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将所有的东西放在阳光底下，让黑幕重重的资本市场成为阳光明媚的资本市场。假若如此，估计扣帽子的行为会少很多，响应扣帽子的人也会少很多。...

　　财富改变命运。　　《华夏时报》在福建海西经济圈的调研已经结束，民间资本的繁荣，令笔者深感“藏富于民”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富裕”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即使是较短时间内暴富的民营企业家，同样也是构成国家、社会和谐气氛的重要一分子。　　站在这个高度，笔者个人认为任何人有意倡导及投身于公益、福利和慈善事业都是值得嘉许的事情。对于公益事业而言，人在做事，天在观看，社会在监督，媒体在关注，但理应做事在先，品评在后。笔者认为，舆论还是应该给予当事人足够的宽容和空间，不妨先去把事情做起来。中国人做事，常说“三思而后行”，对于别人热衷“慈善事业”的评价应给予鼓励，万勿把他人的善意早早扼杀在摇篮之中。　　诸如宽容与反省这样的价值观，源于人的善，是人类文明大都提倡的价值观。因此，向善之心与慈善之行，何尝不是这个社会最为需要的宝贵财富？　　有人习惯性地给出模式化的“质疑”与评价，固然社会上诸多的现实矛盾可能是滋生这种习惯性思维的土壤，但是作为媒体人，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从自己的宽容之心着手，给予别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宽松空间。同样拥有社会责任的媒体应该做什么，倡导些什么？拥有话语权的知名人物又应该做什么，宣扬些什么？笔者个人认为不妨用谨慎的心态去三思而后行。　　对于宣布捐出巨额股份的福建富豪陈发树而言，捐款成立基金会是个善因，最终让社会、公众受惠，那才是善果。慈善事业需要的，乃是一种善果，进而实现慈善一词所包含的“提升人类的福祉”的本意。当一位公民捐出自己拥有的一部分财产时，不论其多少，对于这样的一种施舍，本来应该是值得广泛嘉许的行为。　　即使从最俗气而通俗的角度，议论“名利”二字，只要取之有道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在这里的所谓道，笔者认为就是全社会能够大致认同的模式和制度，是一种公共秩序。　　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不论在北京的商界还是在福建的乡间，或者中国其他任何地方，中国人的面子是万万不能丢的。“面子”在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中，可能会用“荣誉——honor”一词表示。从商品经济来理解，企业家的“面子”，又通常可以演化为企业的“商誉”。因为商人的“面子”不同，即使和银行来往，信用度也会不同。于是面子又相当于信用。英国人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了信托制度，进而推动西方文明的跨越式进步。　　综上所述，即使陈发树的慈善事业，就算意在赢得社会的赞誉，或者就是为了他作为商人的“面子”，又有何不可呢？　　水至清则无鱼。如果为社会公益事业而奉献成为一件无利可图甚至备受舆论质疑和指责的事情，那么我们又要将中国的社会氛围，打造成怎样的生存环境呢？　　早先福耀玻璃（600660）创始人曹德旺先生也曾试图捐出巨额股份用于福利事业，但正所谓“逼捐不爽”，笔者也能够完全理解曹德旺、陈发树等人在被人质疑和恶语相加下的心情。（宁国强）...

　　如果你因市场波动而受损，我想要告诉你，天并不会因此而塌下来。投资有时候需要的是预见性，有时候则需要的是灵活性，而要躲避本周市场的起伏，预见性和灵活性缺一不可。　　在全世界对经济复苏持普遍乐观态度之时，金融市场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本周初期，全球主要股票指数连续下跌、美元指数强劲反弹、大宗商品期货行情突然掉头向下，能够预见到这一短期动向的人应该在少数，但灵活处置你的投资则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到的，因为，在调整到来的时候，市场发出了足够强烈的信号。周末，在美国GDP数据的强力推动下，市场出现反抽。但是，轻言调整已经结束仍然言之过早。　　把短期的调整归结为经济基本面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那会使你得出非常矛盾的和没有说服力的结论，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最简单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市场的涨幅是否对现实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以及这种过度的反应是否需要被修复。让笔夫最近甚为担心的是，全球股票市场，包括道琼斯指数和上证指数，无论我们以何种理由来鼓吹它未来的趋势，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股票价格已经严重透支了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投资价值已经丧失。如果大家对此仍有异议的话，那么只需看看10月30日创业板开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你就可以想象整个资产价格泡沫有多大。笔夫之前已经反复提示过，道琼斯指数在10000点关口会有非常剧烈的、反复的波动，这种波动会影响到其它金融市场，促使投资人风险意愿降低，从而也会影响到大宗商品市场。　　作为一个趋势分析者，笔夫的观点经常被人所误读，这是因为每个人对于时间周期的理解不一致所导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消弭与一些读者之间的这种理解错位，我想除了使用更加精确的时间用语之外，最重要的是，投资人本人应该有更加清晰的时间窗口概念。　　对于近期市场的看法，我想用这样的一个三段论来进行总结：一、短期复苏不容置疑，但未来难以持续。二、上证指数调整后仍会向上猛烈反弹，但半年内将难以超出今年的高点。三、流动性泛滥将继续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并引爆全球性通胀，但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将同时成为股票价格下跌的理由。以上三段论不再详述，只需查阅笔夫之前的分析即可。　　本周三，密执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和美国新屋销售数据意外下滑打击了市场信心，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美国房屋市场趋稳的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只不过，要真正走出底部区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尤其是周四晚上公布的美国GDP数据，极大地增强了公众对于复苏的预期，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美国第三季度GDP比上季度增长了3.5％，这是一年来首次正增长，但同比仍然萎缩了2.3％。尽管这一数据在市场的普遍预期之中，但是还是对当天美国市场以相当大的提振，道琼斯指数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均出现强力反弹。　　无论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公布的经济数据是如何的充满矛盾，它终究无法否定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现实。　　但是，利好的数据仍然难以消除市场对另外一个隐患的担忧，那就是全球宽松政策退出机制的启动。自澳大利亚上周提高了基准利率之后，本周，印度首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挪威提高了利率水平一个基点，其中，印度是首个开始货币紧缩的新兴经济体。市场开始把目光瞄准11月3日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几乎没有人会期望伯南克此刻会作出近期加息的任何表示，但是，显然也不可能对于最新的情况无动于衷，非美货币相继加息，对于美元形成了更大的压力，从而助推油价等大宗商品的上涨，给经济复苏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对于美联储来说，目前最明智的做法是，即使无法马上收紧货币政策，那么至少给公众以非常明确的方向，以稳定市场预期。　　所以，对于各国央行高官来说，目前的经济形势让政策制定充满了二难推理，几乎难以找到最优结果，各国只能尽可能地去寻找次优结果，主流的想法是，容忍通胀以保复苏成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使得大宗商品价格由回归反弹向失控和极度非理性方向发展，未来商品价格涨幅难以想象。油价年底前将涨至90美元之上，而有色金属的涨势未来也恐难以停止。　　由于担心政府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亚太股市本周纷纷走弱，韩国、日本因本币走强而使股市跌幅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A股的走势，近日上证指数正围绕3000点展开争夺，估计至少还要有一周的时间才能调整到位，而我对此次调整目标位预测应该在2800点左右，由于市场共同受某些因素的制约，因而商品期货在短期调整时间窗口上会有同步的感觉，上证指数跌至2800点也将是商品期货多头入市的绝佳时机。　　识别商品期货下一个买点的另外三个指标是油价和铜锌价格，国际原油价格周四晚上虽然再次拉回到80美元，但不能排除在进一步上涨之前再次回调75美元。期铜的买入点也应等到LME铜价调至6200美元甚至更低，期锌的买入点在LME三月锌调回2000美元之时。经过短期的震荡，相信后市主要商品品种均会迎来一波让人意想不到的涨幅，但投资人目前必须稍安勿躁。...

　　10月21日至23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连续3天超过每桶80美元，达到本年度国际油价的最高点。由于市场人士通常认为70至80美元是油价的正常区间，这就使得高过80美元的价格变动尤为敏感。价格变动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推动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否会持续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这些问题也迅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国际原油市场供求的基本面情况尚未发生任何转变，因此并不是近日油价上涨的原因；而石油本身金融属性的表现，却是本年度油价回探80美元最直接的推动力量。　　从国际原油市场的基本面看，供求格局尚未发生任何显著改变。供给方面，以钻机开工数为投资和产能上限的指标，在近两个月内一直保持基本稳定。而且，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和美国的油气钻井数量还略有回升之势。可以肯定地认为，产能方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需求方面，尽管全球经济状况已经呈现好转之势，存在推高油价的可能，但各方面数据并未显示需求有明确回升。进一步看反映市场供需缺口的直接指标，今年下半年以来OPEC剩余产能一直保持在每日380万桶上下的水平，9月中旬以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外的原油库存量也基本保持稳定，虽然10月22日美国政府的周数据显示汽油库存突然大幅下降。可见，市场并未呈现供求不相匹配的局面，基本面因素不能推动国际油价的迅速上涨。但是，近日来美元币值的迅速变化和石油期货市场对美国股市信息释放的反应已经明显地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表现。　　具体讲，最近推动油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10月以来美元出现了加速贬值的趋势；二是10月中旬开始，英特尔、高盛等美国上市公司率先公布的最新季报表现大多超出市场期望，从而对股市进而对原油期货市场产生了冲击。　　通过观察美元汇率可以发现，美元在10月以来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贬值趋势，这同目前的全球经济状况有两个方面的关联。其一，危机发生一年来，美联储向市场注入了天量流动性，美元贬值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如影随形。虽然目前全球经济驶向回暖，但9月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已就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达成共识，10月21日美联储发布的褐皮书也再次反映了这一态度。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联储虽然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出现止跌企稳的态势，并已呈现出温和增长，但也表示市场的通胀压力几乎不存在，银行信贷的需求也较为疲软，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信贷质量的进一步下降。因而总体来说，虽然经济正在积累增长的动力，但诸如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领域依然缺乏活力。可以想见，褐皮书的发布使市场对中短期内联储的加息预期进一步下降，直接推动了美元的加速贬值。　　另一方面，本次经济危机的底部已经基本形成，全球整体经济形势正在好转。在这种情况下，非美元货币资产的投资机会逐渐增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逐渐回升，导致市场对美元的避险需求下降。10月以来，美国一年期国债收益率月均值下降到0.36，同3月份0.63的水平相差甚远，也显著低于今年以来0.48的平均值，更推动了这一趋势。在危机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以保值避险的资金已经开始流出美国，造成了美元的贬值。　　可以认为，最近美元贬值的速度太快，是形成国际油价上涨的一大动力。自去年经济危机以来，更多的人相信美元贬值的趋势会一直持续。因此，抛开所有其他因素，从长期看，国际油价必定会随美元的贬值而不断上升。而在短期内，美元却不可能继续以现有的速度贬值下去，美元币值对油价的影响将会比较温和。所以，仅就美元币值而言，目前继续推动国际油价迅速上涨的可能性非常小。　　10月中旬以来，美国进入了上市公司新季报的密集发布期。高盛、摩根大通、英特尔等一些蓝筹大公司率先公布了超出市场预期的盈利，导致投资者的乐观情绪随之顿时大幅高涨。伴随着道指突破万点大关，石油期货市场上非商业参与者拥有的多头头寸占整个市场所有多头头寸的比例达到今年以来的最高点，油价也跟着站上了每桶80美元的高位。10月22日美国政府公布数据显示，过去一周内汽油库存大幅减少，对当日的油价上涨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此次油价回探80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是累积信息释放对股市产生影响的副产品。然而，部分公司三季度的优秀业绩毕竟已经成为过去，而大多数主流机构和经济学者对四季度以及明年整体经济的增长仍持谨慎态度。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刺激计划已经持续了一年，财政赤字已居高位，显然无法长期维持。而美联储规模两倍于去年同期的资产负债表也意味着其很难再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刺激计划接近尾声之后，经济是否能够重新步入增长轨道还是未知数。所以，当股市上信息释放的效应被市场消化之后，国际油价想要继续稳定在80美元的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市场乐观预期的支持。　　建立在对以上两个方面情况的认识之上，笔者认为，此次油价上涨的推动力量难以保持强劲坚挺的势头。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维持80美元的油价水平需要很多因素的支持，如偶然性因素的不断出现、基本面情况的轻微变化，如美国持续发布原油库存继汽油库存之后出现显著下降的消息等等。不过，虽然我们眼下暂且无需担忧国际油价的迅速上涨，但谨慎理性的思考通常具有现实意义。此次油价回探80美元这个敏感的关口，实际上提示我们再次认识、思考和重视石油的金融属性。　　所谓石油的金融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美元对石油计价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注定了石油价格必然反映美元币值；其二，在商品市场交易的石油已经具有非常典型的金融产品特性。因此，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大背景下，需要时刻关注美元币值变化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同时，对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新信息”的披露和投机活动的影响，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只有尽量把握住这两个相对不稳定的“金融”层面及其背后的各种因素，我们才有可能在“产业”层面结合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状况，对国际油价的走势和持续性做出正确判断。　　我们认识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利益分配上是美国同其他国家“一赢多输”的格局，制度构建上仍无法摆脱“特里芬悖论”的诅咒，具有多重内在不稳定性。而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由于交易标的实物具有的物理化学性质基础和加工技术作为桥梁的存在，各类油品之间至少在理论上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因此价格正向关联，投机活动对WTI和BRENT等少数风向标类型的油品进行操作就可以轻松影响“整个”原油市场的价格水平，在石油期货市场上获得“以小博大”的效果，进而使这个初级产品市场更具有金融市场的特性。这些制度结构内在的本质缺陷共同造成了国际油价在进入长期上升趋势的同时，价格波动性不断加大，屡屡冲击全球经济。对于中国这样以外币进口石油的大国，自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国家石油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传统“产业”意义上的供求匹配问题，2008年国际油价的表现已经将“石油价格安全”问题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至少，积极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加强对全球石油期货市场的监管等制度性变革，已经成为目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本共识。此次国际油价回探80美元让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了石油的金融属性，同时也再一次提示我们，中国要想解决好包括石油安全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经济问题，除了妥善应对国内发生的经济状况，还需要逐步推动全球经济制度结构的良性变迁。正如当今很多学者都在思考的，中国需要潜心构建一套明确、系统、具体的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服务于中国的强国大业，最大程度地降低不可控制、不可影响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世间总有些复杂事情，人们不容易看明白。这本来没什么，但糟糕的是人们会不懂装懂，甚至还会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不过，这还不很要紧，最为可怕的是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地陶醉于似是而非的见识当中，把最应该整明白的事情给结结实实地整糊涂。　　有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整糊涂也罢。说美国有一位著名登山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如此费力地冒险登山，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嘿，这个回答相当脍炙人口。人们以为这是最好、最美妙的回答。其实，这是典型的似是而非的回答。但人们愿意欣赏这种东西。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类似不求甚解、喜欢打哑谜、斗机锋的毛病，但只要无碍大局，这种毛病可能显得很可爱；人们愿意从荒唐中发现趣味和智慧。伊索寓言也是一种以不求甚解的态度对事物做判断的典型，作者喜欢以比喻对困难的问题给出答案。中国现时当红作家也喜欢用这种手法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以心灵鸡汤浇灌浅薄的大众智慧。中国人在这方面比起古希腊人来更有炉火纯青的境界。但这都不要紧，这种文化繁荣总还有一点对事物有些好处。　　但有些事情不可以这样。如果西方人的文艺复兴就是反复咀嚼伊索寓言，那就没有人类的今天。教义说男人的肋骨比女人少一根，亚里士多德说男人和女人的牙齿数不一样，大众可以相信，但总有人不相信；他们用解剖刀向大众交代了真相。当西方人的解剖刀精神成为社会精英的主导精神时，我们还在欣赏《易经》或《易经》的变种。这是麻烦所在。　　但是，要让理性占上风似乎是一件难事。人由于智力水平、知识水平以及利益关系的约束，在重大问题上要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很不容易。举凡历史经验，几种情况下理性在社会上占上风也是可能的。　　一种情况是社会经过重大危机以后，人们基于共同利益诉求，会产生比较理性的关于公共问题的意见。28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经过“文化大危机”以后产生的共识。这个重要文件概括了中共建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批评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多荒唐做法，体现了相当高的理性思维水准。　　第二种是社会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由竞争确立了正确意见的主流地位。特别是在公共领域或政治市场上如果有比较充分的竞争，理性的意见凭借其积极的社会效果而可能占上风。　　第三种情况则是由有思想修养的社会精英阶层凭借自己的信念确保社会公共事务不至于过于偏离理性的轨道。　　以上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极不确定的，第二种需要稳定的制度作保障，第三种则要求社会发育有相当的成熟度。不难理解，这三种情况出现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　　那些喜欢似是而非地思考问题的人，其实是在偷懒。懒汉式的思维包括对“辩证法”的滥用。我们常听到的那些辩证法的范式其实跟真正的马克思（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人们全面地看问题，而我们的一些人可能把它当做懒汉思维的遮羞布；马克思既讲主张，又讲逻辑，我们的一些人只讲主张，不讲逻辑。在我们这里，最受挚爱的一个思维法则叫做“坏事变好事”。把这个法则推演到极端，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坏事了；一切坏事都可以被原谅了。其实，我们越是把坏事的坏处讲透，才能做出好事来。对一切历史的评价，都应该有这种态度。　　中国的巨大进步，和过去30年有关，也和过去60年有关，甚至与以往3000年的历史也不无关系。这些历史联系都要仔细地整明白，至少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要整明白。不要将坏事和好事装在一个篮子里供奉起来。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发展以后产生的问题似乎比不发展还要多。如果继续似是而非地对待过去，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医保改革一旦通过，效果将会如何？　　我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会问这种问题。毕竟，这么重大的改革一直以来都像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况且，还有可能完全搞砸。　　但上一波反对浪潮的确已经“来复去”了。还记得当时一些人高喊“死亡小组”，Medicare（政府为老年人和其他一些特殊群体提供的医疗保险）的受益者则举行了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不插手医保。但是，改革进程仍在继续。现在看来，它极有可能获得国会的通过。那么，之后呢？　　保守者们坚持认为（且希望）改革注定失败，并会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一些进步人士担心，保守者的想法也许是对的，改革的结果可能会与理想相差甚远，其严重的缺陷将会削弱公众的支持。许多评论者也不无道理地抱怨，计划中的改革难以控制不断上升的医保成本。　　但是，马萨诸塞州2006年通过重大医保改革后的经验，应该能打消保守者的期望，缓解进步者的担忧。　　与可能获得通过的医改方案一样，马萨诸塞州的改革主要依靠监管和补贴相结合，使主要由私营部门构成的医保体系覆盖了当地的绝大多数人。说实话，这有点像上世纪美国漫画家RubeGoldberg发明的装置，即用复杂的方法处理简单事情。虽然马萨诸塞州为实现全民医保付出了许多努力，但要达到这个目标仍有一段距离：据该州政府统计，当地仍有2.6％的居民没有医保。　　从人道角度而言，扩大医保范围的意义十分重大。“医疗补助计划及未参保者凯瑟委员会”（KaiserCommissiononMedicaidandtheUninsured）最近就马萨诸塞州居民进行的专题研究指出：“医保改革让这里的不少人有能力满足自己的医疗需求、及时就医。一些人因此重获健康并掌控自己的生命。”就连那些改革之前就能获得医保的人也“感到安心，因为他们知道，就算雇主不为他们购买医疗保险，自己以后也能获得医疗保障了”。　　马萨诸塞州的改革依然很受欢迎。今年早些时候，不少保守派引用具有误导性的民调结果，宣称马萨诸塞州的民众对医保改革的支持度已大幅下降。但一项更新、更仔细的民意调查显示的结果与此完全相反：79％的公众认为改革应该继续，仅有11％的人认为应该废止。　　有趣的是，最近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马萨诸塞州的医生对医保改革的支持度也相当高：希望相关政策继续的有75％，反对的仅有7％。　　马萨诸塞州的医保当然也存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雇主按规定向员工提供的保险的最低标准有些时候似乎过低，一些低收入的员工仍承担不起必要的医疗保障。而且，马萨诸塞州的医保改革计划没怎么控制成本。　　但改革的支持者预言的没错，朝全民医保的方向发展，也许有助于为日后的改革打基础。一个特别的州委员会建议，减少对接受不必要的医疗的鼓励，可以改变给付系统，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例子是夏威夷。当地并未实现全民医保，但长久以来要求雇主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该州的成本控制一直比美国其他地方成功得多。　　这对全国性的医保改革有何启示？　　诚然，马萨诸塞州不能完全代表美国。即使在改革前，这里的医保覆盖率也相对较高。部分原因在于，当地的工会势力庞大。此外，该州对保险业的监管十分严格，保险体系在政府的监管下或许更易运行。　　因此，倘若全国性的医保改革具有马萨诸塞州缺少的一些元素——特别是一个确保保险公司诚实无欺的真正的公立医保选项——成功的机会就更大。我们只希望，有关奥巴马政府正设法封杀公立医保选项的报道是夸大其辞。　　如果马萨诸塞州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全国性的医保改革一旦落实而耸人听闻的传闻被证实有误，医保改革就会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到时候，会有人批评新的医保体系，也会有人要求改革和改善，但只有极少数人希望将其推翻。　　医保改革会奏效的。...